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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实现“开门红”******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春节假期销售额同比增长百分之六点八

　　消费市场实现“开门红”(经济新方位·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

　　消费市场实现“开门红”。据商务部监测，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与去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6.8%，促消费活动丰富多彩，年货等商品销售旺盛，休闲消费精彩纷呈，生活必需品货丰价稳。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强有力措施，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充分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在多重利好下，消费市场有望加速回暖，成为经济主拉动力。

　　政策发力，增强消费意愿

　　恢复和扩大消费，激励政策发挥作用。春节假期，多地发放消费券，对餐饮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美团数据显示，浙江、广东等省份多个城市通过美团发放消费券后，春节假期其餐饮堂食消费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以杭州为例，在春节消费券发放期间，全市堂食的订单量同比增长71%，交易额同比增长80%。

　　近日，多个省份以召开会议或发布行动方案等形式部署工作，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1月29日，上海召开发布会，提出将恢复和提振消费行动作为重点工作之一，从促进消费扩容升级、促进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全面激活文旅市场、支持会展行业恢复重振等方面推出多项举措；1月28日，广东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会上透露，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目标设定为6%；1月27日，辽宁印发通知，明确推动消费复苏回暖，提出多元化提供消费补贴、着力打造消费新场景、加大对县域商业和重点商贸流通市场主体支持力度、鼓励合理住房消费等举措……

　　“政策发力的重点，是要有针对性地破解扩大消费面临的一些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说，看需求侧，这几年受疫情影响，老百姓收入增长放缓、预期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存钱避险倾向上升；看供给侧，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有效供给和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腰包鼓了，消费才有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建议，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适当增加消费信贷。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完善设施，改善消费条件

　　“智能服务更加普及，跟以前拿着地图找路线相比，自驾游可是方便多了。”春节假期，北京市朝阳区居民刘鑫选择了自驾旅游过大年，从北京出发一路开到陕西西安。查找出行攻略、选择路线导航、预订酒店和景区门票，都可以轻松地通过手机APP完成。

　　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市场在春节假期明显升温，大众文旅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

　　消费条件改善进一步带动消费升级。春节旅游市场显示，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人们更倾向于在目的地增加停留时间，进行深度旅游。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平台国内酒店预订间夜量达到历史新高，其中连住3天以上的预订更创历史新高，平均入住时长同比增长3.6小时，相当于1/3的游客选择比去年多住一晚，带动了目的地城市的餐饮、交通、娱乐消费。“今年春节假期的预订情况比去年好很多，客人的入住周期都是3—5天。”途家民宿上海朴宿花园房东程先生说。

　　得益于不断出台的改善文旅消费条件的政策利好，长线旅游也在明显复苏。一家旅游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半程境内长途游订单量同比增长超500%。高德地图数据显示，用户跨省长途自驾游的人均导航距离较去年同期上升17%。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旅客春节假期出行平均半径同比增长超五成，每名旅客出行距离相较去年平均增加400公里。

　　专家建议，应通过增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创新供给，增加消费场景

　　“对于露营爱好者来说，预制菜挺方便的。”春节假期，广东深圳的高校教师李晓一家三口外出露营旅游，提前购买了不少预制菜。李晓说，作为餐饮市场上的一种新产品，烹饪和携带更加方便的预制菜，满足了家庭聚餐和露营野餐的需求。数据显示，春节假期，预制菜成为餐饮消费的热门品类，销量实现同比大幅增长。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文旅深度融合，市场加速回暖。今年春节假期，各地各部门紧跟文旅消费升级新趋势，提供文旅产品新供给，推出更多符合游客口味的优质产品和服务。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新消费场景加速涌现，提灯夜游、雪橇冰车、非遗表演等新玩法走俏，美团上露营地相关的餐饮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272%。

　　线上线下互动，餐饮人气恢复。无论是大型餐饮企业、老牌酒店，还是时尚饭店、网红料理店，都发挥各自服务优势和特色，联合团购网站开展打折促销、限时抢购、返利抵现等活动。

　　模式产品出新，激发消费潜力。春节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健康、时尚等成为消费者更加关注的元素。京东数据显示，主打健康概念的菜品热销。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表示，应不断改善消费条件，更好地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如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继续实施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相关部门一道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恢复和扩大消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人民日报 记者 王 珂 原韬雄 白光迪 ）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